今天人们谈论中央红军长征，能依据的记述，多来自事后的追述与采访。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长征仍在进行的途中，红一军团的机关报《战士》报，已经随军同步出刊，以当日新闻的形式记录下了这场远征。
红一军团机关报《战士》报在长征途中坚持出版。据现存期号推算：自1935年5月26日第184期至同年12月30日第206期，7个月零4天间共出刊23期。这是目前已知长征途中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红军报纸，其对中央红军长征行程的报道，属于伴随行军进程同步刊发的一手史料。
现存《战士》报最后一期，为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第206期。该报以一、二版两个整版篇幅，刊发了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撰写的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全文约2210字。报纸下方有通栏大字标语：“用我们的头颅和热血为苏维埃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奋斗到底！”笔者考证认为，这是目前已知红军内部最早完整叙述中央红军长征历程的中文文献。此前学界通常认为，陈云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是最早的长征记述；但陈云在遵义会议后即奉命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转赴莫斯科，所记仅自江西至遵义一段，并非完整的长征全程。至于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采访后写下的《长征》（后收入《西行漫记》），为时更晚半年有余。
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战士报》第206期（赵景忠藏）
《战士》报在新闻史上写奇迹
《战士》报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创办历史最悠久、出版持续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1930年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刊，时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兼任主编。创刊之初，《战士》报为四开二版，手刻油印，发行至所属部队连级及相当于连级的基层单位。受限于当时纸张的匮乏，《战士》报曾用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纸张印刷。由于战争环境险恶，这一时期的《战士》报没有一份留存至今。
1931年年底，《战士》（副刊）编辑出版，为油印半月刊，主要编者有肖向荣、舒同等，现今仅发现1932年出版的第14期、17期、18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红一军团政治部改用代号“坚政治部”，继续出版《战士》报。如今留存于世的共有两期《战士》报，分别是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84期和5月30日出版的第186期。
5月24日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一团，攻克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红一团一营二连的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坐木船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冲破敌军的层层阻击，强行渡过大渡河。5月26日的《战士》报第184期，便以《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的醒目大字标题，报道了“牲部”（即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红军夺取安顺场后，随即分成左右两路夹河北上，继续挺进。沿大渡河右岸行军的“勇部”（即红四团）昼夜兼程急行军240里，于5月29日凌晨抢占泸定桥右岸桥头。当日下午4时，红四团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顶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攀越悬空铁索攻向对岸，拿下左岸桥头堡后冲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着渡河，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完全占领泸定城。5月30日，《战士》报第186期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猛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一文，详细记录了“牲部”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和5名特等射手的姓名与英雄壮举，以及“勇部”田湾大捷、夺取天险泸定桥等战斗事迹，为党史军史留存了极为重要的原始史料，亦为后人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途中，《战士》（副刊）始终坚持出版，目前发现留存于世的仅有1935年6月20日第9期和同年12月17日第10期。第9期是“支部工作专刊”，既有《学习二团模范二连的支部工作》这样的成熟经验总结，也有《六团的支部工作赶上去》这样直指问题的批评报道，真正做到“红脸出汗，毫不客气”。9月俄界会议后，红一军团改用“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继续刊印《战士》报，并新推出了《战士》（快报）。9月20日第193期发表《扩红号召》，同一天的快报就刊登了舒同撰写的通讯《英勇顽强的“勇部”》，报道红四团夺取天险腊子口的事迹，文字鲜活，叙事细节绘声绘色。9月30日第195期，则刊发了支队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署名的《训令》，着重强调纪律建设与巩固部队的重要性。
1935年9月下旬，由中央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至此，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陕甘支队更改番号为红一军团，归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军团政治部继续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刊行《战士》报。12月17日，《战士》（副刊）出版第10期；12月30日，《战士》报第206期也如期顺利出刊。这份油印小报，在千里转战的长征路上，从写稿、编辑到刻印、发行，每一环都浸透着难以想象的艰辛。称其为中国新闻出版史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实不为过。从内容到版式设计，无论《战士》报正刊，还是它的“快报”“副刊”，文章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图文并茂。从标题打磨、图案设计到字体字号选择，通篇贯穿着思想性、战斗性、鼓动性与时效性，成为长征路上滋养红军将士的精神食粮。
《战士》报的主编向来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任，首任主编为张际春。1935年6月，邓小平由中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战士》报主编。正是在他主持编务期间，朱瑞撰写的《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得以在12月30日的第206期上以两个整版篇幅刊发。彼时的邓小平早已是经验丰富的办报老手——20世纪20年代，他在法国与周恩来等人一同编辑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亲手刻写油印，人称“油印博士”；1933年起，他主编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发行量达1.7万余份，被誉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有力喇叭”。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8月《红星》报停刊，他随即转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部长，就此与《战士》报结下不解之缘。
1935年朱瑞在陕北
此后，《战士》报跟随部队南北转战，报名沿用，出版主体随部队建制调整变更，累计出版11057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
《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最早完整叙述长征历程
《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朱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叙说了1935年的战斗征程。他如是写道：“这一年，我们这一双脚一枝枪，经历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三百六十余天，两万五千余里。这一年，我们击溃了十几个省百数十万的白军、民团、土匪与一切反动武装。这一年，我们占领了大小五十四个中心城市，筹款百万，扩红数千，建立数十百处的地方政权、武装及群众组织。这一年，我们历尽了险山恶水，走遍了五岭山脉……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枝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朱瑞以散文舒展的笔触、真挚动人的抒情方式，首先简要记述了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苏区的原因，总结了这一行动的伟大意义——“为着开展革命战争到全国去，为着保卫江西的基本苏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红军野战军在党和中央政府新的战略方针下，趁着初冬天气的斜阳，踏着一片落叶与微风，开始离开江西苏区，向着艰苦与伟大的任务——向着新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道上迈进着。”
第三部分，则是对即将开始的1936年的展望和期待——“一九三五年过去了，一九三六年展开在面前，莫忘我们过去一年的艰苦奋斗，铁一般团结在党周围和指挥下，向前，向前，把苏维埃的胜利带到全中国去！”
全文的重点当然是第二部分。朱瑞对1935年的长征进行了高度简洁的叙述，对关键事件的地点、经过均给予了恰当的记录、描述和评论。比如，对于渡过金沙江的描写，朱瑞将红军的胜利与石达开的失败进行对比，更是健笔如飞，气势如虹：
金沙江奔腾于后，大渡河横亘在前，整个反动营垒在酌酒相庆，在诅咒我们将像石达开一样的覆亡！真的吗？不！石达开是没用的东西！红军，只有红军是永远在千百万劳苦工农群众的心田中和拥护下，只有红军是百战百胜与无坚不摧，所以我们终于以十七个英雄出死入生，夺得大渡河的安顺渡，日夜行二百四十里以廿二个英雄取得大渡河的泸定桥！是的，“足可疲，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吊，什么不要，只要泸定桥！”我们的战号响彻了大渡河的流水！
再比如，在记叙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朱瑞以其形象的妙笔抒发了勇于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表达了对党、对军队和对信仰的无比忠诚与坚定信心：
在这三个月中，机会主义张国焘像雪山草地一样给我们红军以大的损害，但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我们战胜白皑皑的雪山与茫茫的草地，我们身体虽然弱，但我们的意志是铁是钢！我们没东西吃可以吃青稞麦，以至野菜青草！我们走不动就爬，爬到最后一口气，也要跟着党！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也将战胜机会主义的张国焘！
最后，朱瑞以诗人的笔触和情怀，深情地写道：
这一年，我们千千百百的亲爱的指挥员、战斗员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枝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牺牲和我们一点一点的汗，一滴一滴的血，一片一片的脚印，将在广大南中国与西方盛开着繁荣的苏维埃之花！
朱瑞当年的部下、时任红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的老红军肖锋，在阅读了《战士》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后，于第二天即1936年1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朱瑞主任的文章，确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团几个领导研究后，决定由政治处通知各营、连队，认真学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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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朱瑞在《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中提出了“六渡赤水”。他是这么写的：
党的遵义会议决定过乌江。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九日起至三月廿一日止，我野战军出进于川黔边数千里，先后六渡赤水。土城一战，重创川军，逼永宁，下建武，占扎西，再夺桐梓与遵义。三月廿八日遵义一战，吴奇伟纵队全部击溃，消灭四个团，三月十四日鲁班场一战，更表现我红军的无敌与顽强！
“六渡赤水”是不是真实的？难道是朱瑞的笔误？抑或《战士》报编辑印刷的失误？
老牌杠杆配资公司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和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党史军史早已定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与40万国民党“追剿”部队展开灵活机动的运动战：1月29日一渡赤水，进入川南；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回师黔北；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东渡南下。全程以西渡、东渡交替计算，共四次。
朱瑞为何写成“六渡”？查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2年编印的《红军长征记》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其中关于赤水渡河的记录与通行说法略有差异，其“备考”栏记有“翌日又渡赤水河（猿猴）”。由此分析，朱瑞的“六渡”可能是计算口径不同。“四渡赤水”的“四”，是以毛泽东所在的中央直属部队的西渡、东渡来计数的；而朱瑞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可能按红一军团在不同时间、不同渡口的实际渡河批次来算，将“翌日又渡赤水河（猿猴）”这类行动也计为一次，这样就多算了两次。
无论何种原因，“六渡赤水”的写法恰恰说明，朱瑞的文章是基于亲身经历的即时记录，而非事后的标准化叙述——这也正是这篇最早完整叙述长征的文献的珍贵之处。
毛泽东称赞朱瑞是“中国的炮兵元帅”
写下《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的朱瑞，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中华民族解放的史册上，他确实是一个不应被忘却的人。1905年9月，朱瑞出生于江苏宿迁。19岁考入广东大学，次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左权同班。毕业后考入克拉辛炮兵学校，1929年毕业考试笔试和实弹射击均获第一名。回国后，朱瑞从中央军委兵运科干起，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十五军、红三军、红五军团政委，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与林彪、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到陕北后，1936年12月调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全面爆发，他赴华北任北方局军委书记，后任山东分局书记，在敌后独当一面。
1945年6月，毛泽东找朱瑞谈话，征求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朱瑞坦诚表示：“我在苏联学的是炮兵，现在正是人民军队需要建设炮兵的时候，我愿意到延安炮校当一名教员，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毛泽东当即支持，说：“你去炮校暂代校长，不仅要起螺丝钉的作用，更要起桥头堡的作用！”临别合影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当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1945年6月，毛泽东与朱瑞在延安
朱瑞没有辜负这个称号。赴东北后，他提出“分散干部，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率炮校师生搜罗日军遗留火炮器材，不到一年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又起草4个“炮字命令”，将分散的炮兵纳入统一编制训练，人民炮兵由此进入有组织的发展阶段。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朱瑞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本可留后方，他坚持说：“我是炮兵司令，理应在前方指挥作战。”10月1日，他指挥炮兵集群攻克义县，不到6小时全歼守军，拉开辽沈战役序幕。战斗尚未结束，为查看刚缴获的美式榴弹炮性能，他奔向突破口，途中不幸触雷牺牲，时年43岁。
中共中央唁电称：“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军委随即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
从《战士》报上那篇最早的长征总结，到东北战场上的炮火轰鸣，朱瑞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3岁。他既能以笔记录长征，亦能以炮决胜战场；他没有留在后方运筹帷幄，而是选择了人民军队最薄弱的炮兵事业；他被毛泽东称作“中国的炮兵元帅”，最终倒在了炮兵阵地上。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朱瑞文武双全，既不爱钱证券开户流程和平台资质关系，亦不惜死——真英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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